8.18流水集會案|民主派7人上訴終院 指應採納英國最高法院判例考慮定罪相稱性 法庭聽畢各方陳詞押後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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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陣於2019年8月18日在維園舉行「流水式集會」,7名民主派人士包括黎智英、李柱銘、吳靄儀等人早前在高院上訴庭獲判「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的定罪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判刑,惟「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維持原判,7人提終極上訴,終審法院今(24日)開庭審理。

上訴方提出,終院應採納英國最高法院判例,在定罪前考慮定罪的相稱性。資深大律師余若薇指,「定罪是一種限制」,意指法庭將被告定罪,是對被告行使他們的遊行集會權利的一種限制,因此法庭應要考慮定罪的「相稱性」及「必要性」。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陳詞指,即使控罪是合憲,法庭亦可拒絕定罪,並應只在相稱的情況下將被告定罪,而法庭是「最後的守門員」去介入這事情。

律政司代表、外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陳詞則指,要評估相稱性是基本法根深蒂固的概念,但上訴方從來沒有挑戰警方的決定是施加不合比例的限制。余若海指,2019年6至8月的和平集會中,有18次都演變成暴動或暴力衝突,本案涉及的集會幸而沒有暴力發生,但上訴方不能因而「搬龍門」指因該次是和平集會便不應將上訴人定罪,又指上訴人均知道集會是未經批准,明知是違反警方的決定,認為上訴方根本沒有合理辯解。

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回應陳詞指,上訴方的合理辯解是他們在參與集會後,跟從指示和平地散去,強調上訴人都不是組織者,指控方未能證明上訴人沒有合理辯解,法官亦沒有就此作裁決。資深大律師潘熙亦反問,在本案中參與完全和平集會的市民被定罪,是否香港保障人權的方法。

聽畢各方陳詞後,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會押後頒下裁決。

吳靄儀、李柱銘及還柙中的何俊仁與李卓人均有出席,何秀蘭及還柙中的梁國雄、黎智英未有出席,不過梁國雄的妻子陳寶瑩則有在家屬席旁聽。

余若薇:法院應在定罪前考慮定罪的相稱性

7人獲批上訴的法律問題:終審法院是否應採納英國最高法院在DPP v Ziegler 和/或Reference by the Attorney General for NorthernIreland – Abortion Services (Safe Access Zones) (Northern Ireland) Bill兩案中具說服力,但對本院並無約束力的判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法庭應在甚麼情況下及多大程度上進行「執行相稱性(operational proportionality)」的評估。

資深大律師余若薇陳詞指,《公安條例》第15條關於公眾遊行的規定及條件,應只在必要及合乎比例的情況下作限制,而香港法院有責任要確保當市民的憲法權利被侵犯時作出補救(remedy),並應在定罪前考慮定罪的相稱性。余若薇引案例指,即使是刑事損壞般較輕微的罪行,亦須分析控罪的相稱性;而2005年終審法院就梁國雄案的判例,也沒有排除進行「執行相稱性」的評估。

余若薇續指,在本案中,警方以擔心遊行被暴力示威者騎劫為由,反對民陣舉辦遊行,但最終警方的擔憂沒有成真,被告不應受到一些沒有成真的情況影響,因此認為法庭應考慮定罪的相稱性。

常任法官李義一度釐清,按余若薇的說法,上訴方並非挑戰警方反對遊行的決定,而是挑戰「定罪(conviction)」這個司法行為,屬一個司法權力,質疑法院是否有權可處理。余若薇回應指法院有權作出補償,認為在定罪前作相稱性評估是法庭的責任。余進一步指出,原審時上訴人面對「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兩罪,原審法官裁定各上訴人是在事前計劃組織遊行,但現時「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定罪已被推翻,只是涉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的情況下,法庭有責任要確保定罪是相稱及屬必要。

余若薇:定罪是一種限制 限制被告行使遊行集會權利

余若薇指,「定罪是一種限制(conviction is a restriction)」,意指法庭將被告定罪,是對被告行使他們的遊行集會權利的一種限制。她又指,如果法庭接納「定罪是一種限制」,法庭就應要考慮定罪的「相稱性」及「必要性」的問題。余若薇續指,控方在原審時未能證明上訴人沒有合理辯解,原審法官認為各上訴人沒有合理辯解去參與遊行,是因為裁定各上訴人是有份籌劃非法的遊行,但現時已不再牽涉「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參與」遊行是各上訴人在案中唯一所做的事,而唯一指該遊行是不合法的原因,是因為遊行沒有獲得警方批准,因此如果法庭認為上訴人有合理辯解參與遊行,就無需再考慮定罪的相稱性。

首席法官張舉能一度問到,如果說「定罪是一種限制」,哪麼批准或駁回上訴又是否一種限制?資深大律師何沛謙陳詞指,法庭以「定罪」作為干預罪案的方式,無可避免地要回答「定罪」是否一個相稱的干預。

常任法官李義問到,在本案中警方有法定權力同意或反對遊行,有關決定可受挑戰,如果指警方不應有該權力,挑戰相關權力的合憲性,但本案中沒有提出這些挑戰,而是當法官將被告定罪時要考慮定罪的相稱性,但在被告沒有挑戰警方的決定或相關權力的合憲性情況下,上訴方「如何在定罪之前進行相稱性測試?」,常任法官林文瀚亦提出同樣問題,並指法庭根據法例行使司法權,被告可以挑戰法律的合憲性,但指「定罪」是一種額外的限制的話,哪麼整個程序怎樣才能完結呢?

何沛謙則指,法官應考慮案發當日實際發生的事情,去考慮定罪會否不合比例地侵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又指是原則上應該考慮定罪相稱性,法庭及上訴委員會等一向會在上訴或司法覆核案件中進行相稱性測試,認為法庭就「定罪」進行相稱性測試不會有困難。

法庭是「最後的守門員」 有責任防止違反人權法案

資深大律師潘熙亦指出,當警方決定作出拘捕時,要考慮一些基本事實,律政司作出檢控則要考慮基本法下的職責,在檢控前需考慮《香港人權法案》所述的基本權利,最後就來到法官面前,考慮案件中牽涉所受限的基本權利,並審視定罪是否相稱,而該相稱性測試最終或許與「Hysan案」所訂立的相稱性測試相同。潘熙指,若法官不接納此說法,他退一步的立場是法庭仍有責任要按香港人權法案的規定,就法例作詮釋或補救。

資深大律師彭耀鴻陳詞指,法庭有責任要防止任何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所訂下的原則,因此要確保定罪相稱性。彭耀鴻指,集會當日警方沒有出手阻止,顯然是警方沒有覺得需要阻止集會或作出拘捕的必要,而後來律政司決定作檢控,沒有人能挑戰檢控的決定,法庭有憲制責任做一些事情,即使控罪是合憲,法庭亦可拒絕定罪,並應只在相稱的情況下將被告定罪,而法庭是「最後的守門員(final gate keeper)」去介入這事情。

律政司一方指本案集會幸沒暴力 惟不應因此不將上訴人定罪

律政司代表、外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陳詞則指,要評估相稱性是基本法根深蒂固的概念,在最近的「鄒幸彤案」中,終審法院就批准可以在刑事審訊中,挑戰警方禁止集會令的合法性作為辯護理由,但上訴方從來沒有挑戰警方的決定是施加不合比例的限制。余若海指,2019年6至8月的和平集會中,有18次都演變成暴動或暴力衝突,本案涉及的集會幸而沒有暴力發生,但上訴方不能因而「搬龍門」指因該次是和平集會便不應將上訴人定罪。

首席法官張舉能提出,如果香港採納英國最高法院在Abortion Services的判例,考慮定罪的相稱性,則同一原則有機會要應用在所有刑事罪行,會帶來非常巨大的影響。余若海指,基本法確立了香港的司法獨立,司法權是按法律及普通法行使,而相稱性原則已在香港的法律彰顯,例如當有人投訴基本權利受侵犯,法庭會作出補救,包括可以聲明有關條文無效等,而基本法第39條(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除依法規定外不得限制,此種限制不得與本條第一款規定抵觸)及《香港人權法案》亦已有管理對基本權利不合比例的限制。

余若海指,上訴方指上訴人被控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而因為該集結沒有暴力發生,上訴人便不應被定罪,余認為該說法是嚴重貶損法例的立法目的,因為《公安條例》第15條的立法目的是要確保香港市民是參與和平示威,有關風險是由警方評估,該評估可受到挑戰,令市民不用擔心會參與了暴動或暴力行為。余若海指,上訴方不應將警方拘捕、控方檢控、法庭定罪等切割,被控的行為是可受挑戰,亦需審視對基本權利所施加的限制是否合乎比例及取得平衡。

潘熙:參與和平集會市民被定罪,是否香港保障人權方法?

余若海又指,本案中的上訴人均知道集會是未經批准,明知是違反警方的決定,故認為上訴方根本沒有合理辯解。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勳爵問到,在本案中,被告可以有甚麼「合理辯解」? 余若海一度指可能一名兒子因擔心母親安危而陪同母親出席集會,可能是合理辯解,惟此例子遭常任法官林文瀚指不認為是合理辯解,常任法官李義則指或者記者則可以有合理辯解。余若海則強調,上訴方不能因為事後見到集會沒有暴力發生,就指他們的行為不應被定罪。

資深大律師余若薇回應指,上訴方的合理辯解是他們在參與集會後,跟從指示和平地散去,並強調上訴人都不是組織者,指控方未能證明上訴人沒有合理辯解,法官亦沒有就此作裁決。資深大律師潘熙亦指,法庭有責任保障人權,反問在本案中,參與完全和平的集會的市民被定罪,是否香港保障人權的方法?他同時回答稱,這不是香港正確地保障人權的做法。

聽畢各方陳詞後,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會押後頒下裁決。

法院:終審法院
法官: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及林文瀚、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勳爵
上訴方:黎智英、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吳靄儀、梁國雄、何秀蘭
答辯方:律政司
控罪: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法律代表
答辯方:外聘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外聘大律師林芷瑩、高級檢控官劉允祥
上訴方:資深大律師余若薇(黎智英)、大律師吳宗鑾(李卓人及何秀蘭)、資深大律師何沛謙(吳靄儀)、資深大律師潘熙(梁國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何俊仁及李柱銘)
案件編號:FACC2-6/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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