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等3人罪成提上訴 指控方需證明支聯會實際上是外國代理人 否則無需提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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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散的支聯會2021年拒絕按警務處國安處要求,提交包括2014年起的活動資料、與多個組織的通訊紀錄、自成立起的成員資料等。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與另外2名前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否認「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早前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分別判囚4個半月。3人今(6日)在高等法院原訟庭就定罪及刑罰提上訴。

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3人陳詞指,控罪涉及的《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是針對「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提交資料的規定,控方需證明上訴人「實際上」屬「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才能要求上訴人按例提交資料;如果只是有合理理由相信上訴人可能是外國代理人,並不足夠達至條文所要求的門檻。

律政司一方則指,附表5是國安法其中一個重要的調查權力,目的是為了能讓警方及有關當局可以有機制,迅速地取得一些相信是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代理人的資料,如果要先證明該組織是代理人,則會令附表5沒有實質用處。【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上訴人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被控於2021年9月8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送達通知,而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3人否認控罪受審,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泉今年3月裁定他們罪成,分別判囚4.5個月,獲准保釋等候上訴;惟鄒幸彤拒絕接受任何限制其言論自由的保釋條件,未有在本案中保釋。

鄒幸彤攜大疊文件到庭 准坐律師席方便抄寫

3人今由資深大律師戴啟思代表,鄒幸彤另因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案還柙中,今攜大疊文件到庭,她獲准在3名女懲教人員押解下,離開被告欄到律師席坐,以方便抄寫及放文件。

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陳詞指,原審裁判官詮釋《港區國安法》第43條及《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時,錯誤認為只要有「reasonable ground to believe(合理理由相信)」一個組織或人士是外國組織或其代理人,便可按第43條要求對方提交資料。戴啟思引述第43條及《實施細則》,指警方可「要求外國及境外政治性組織,外國及境外當局或者政治性組織的代理人提供資料」;控罪的《實施細則》附表5則是針對「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提交資料的規定,當中就「外國代理人」及「外國政治性組織 」有清晰定義,「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及其代理人」以外的人,不可能是條文規限的對象。

原審錯認有「合理理由相信」就夠 淡化控方需舉證

戴啟思續指,如果一個組織或人士「may appear(可能是)」是外國代理人,並不足夠達至條文所要求的門檻,控方需證明被告「in fact(實際上)」是外國代理人,才能有基礎要求被告提交相關資料。戴啟思稱,《實施細則》附表5的條文是侵犯私隱,因此若要求從某組織取得資料,必須要證明該組織實際上是該條文所指明的組織。

戴啟思又指,若按控方無需證明被告實際上是外國代理人的詮釋,則有機會出現被告不可能遵從提交資料的命令,因為被告根本與控方所指控的外國組織沒有聯繫,因而沒有相關資料。戴啟思強調,條文中並非指向「有合理理由相信」是外國代理人的人士,控方不能將本末倒置地為了想更有效執法而去詮釋條文原意配合,原審裁判官似乎以條文的理想目的,而非條文所用的字眼去詮釋,亦淡化了案件需要舉證的事情。

沒披露外國組織名稱 上訴方難辯護未獲公平審訊

戴啟思另陳詞指,所有刑事審訊中的被告都應獲公平審訊,但控方審訊時沒有披露所指控與支聯會有關連的外國組織名稱,辯方只能猜測是甚麼外國組織,這個資料對辯護非常關鍵,令3名上訴人難以恰當地作辯護,因此認為3名上訴人沒能獲得公平審訊。戴啟思又指,不論是否關乎國家安全的案件,如果控方未能作進一步披露資料而會令審訊有嚴重不公的風險,則必須要終止檢控。

至於控方證人、負責調查支聯會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在作供時獲原審裁判官准許,可以自行決定拒絕回答部分範疇的問題,並認為洪毅較適合評估洩漏獲公眾利益豁免(public interest immunity, PII)資料的風險,戴啟思今指出,原審裁判官做法錯誤,理應是每當有涉PII的資料出現時,裁判官才決定是否准許證人回答,否則有機會令所有資料都獲豁免披露。戴啟思希望法官能重新審視PII的資料,決定是否維持PII的決定、不披露予辯方。

國安處越權 將查找資料責任推資料提供者

戴啟思又質疑警務處國安處向支聯會所發出的提供資料通知書的合法性,他指,將查找相關資料的責任放在資料提供者的身上,是越權(ultra vires)的要求;要求支聯會交出遠追溯至1989年成立時的資料,更是不公平,因為香港當時與1997回歸後是受不同的政權管治,也未實施國安法,而國安法不具追溯力。另一方面,戴啟思指,通知書所列出的資料,涉及個人私隱,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資料持有人有責任保密該些資料。

就刑罰上訴方面,戴啟思陳詞指,3名上訴人是因為認為他們不是外國代理人,因而無需遵從通知書提供資料,並非明知如原審裁判官所指是有計劃犯案,認為監禁4個半月的刑期屬過重;上訴人在獲准保釋前曾還柙逾40日,希望法庭能納入考慮,不判處監禁式刑罰。

控方指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 非控罪元素

律政司一方、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陳詞指,不同意控方需要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支聯會是否外國代理人並非控罪的元素,審訊不是關於支聯會是否有顛覆的行為,而是他們有否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就上訴方質疑要求提交過往的資料、追溯過去支聯會的活動是不公,張卓勤表示,要求提交遠至1989年的資料不涉法例追溯力問題,而是如果有關活動由過往至今仍然一直進行中,則會受國安法審判,所以要求提交該些資料是為了調查及執法。

就私隱問題,張卓勤則指,《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有提及在防止罪行或檢控的情況下,可免受條例限制披露個人資料,而現時控罪所涉及的《實施細則》附表5所要求的資料,正是為了調查刑事罪行。

要先證明是外國代理人 會令有關細則失調查作用

張卓勤續指,《實施細則》附表5是國安法其中一個重要的調查權力,不會以一個會令條文失去其本來意義的方式去詮釋,如果按上訴方所述、從字面上的詮釋,會令附表5變得毫無用處,不會是草擬條文者的原意。張稱,附表5的目的,是為了能讓警方及有關當局可以有機制,迅速地取得一些相信是外國及台灣政治性組織代理人的資料,如果要先證明該組織是外國或台灣代理人,則會令附表5沒有實質用處。

張卓勤又指,雖然原審裁判官裁定通知書的合法性可受挑戰,不過上訴人如欲作法律挑戰,應在通知書限期前提出司法覆核申請,而非待通知書限期屆滿,看看執法部門會否有行動。

律政司一方未完成陳詞,聆訊明續。【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法院:高等法院原訟庭
法官:法官黎婉姬
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
控罪: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

法律代表
律政司: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
上訴方: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黃俊嘉
案件編號:HCMA99/2023、WKCC36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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