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等3人申上訴至終院許可證明書被拒 兩前常委保釋申請亦遭駁回 需續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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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解散的支聯會2021年拒絕按警務處國安處要求,提交活動資料、通訊紀錄、成員資料等。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與另外2名前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否認「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經審訊後被裁定罪成,分別判囚4個半月。

3人早前就定罪及刑罰上訴遭駁回,再申請上訴至終院許可證明書。高院原訟庭法官黎婉姬今(17日)拒絕批出證明書,另拒絕鄧岳君及徐漢光的保釋等候上訴申請,2人須續服刑。

鄒幸彤陳詞時指,黎官錯誤指出控罪元素,重申控罪的字面上已可識別出「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和「一個組織」是控罪元素,認為法例應該有顯淺的解讀,讓所有市民都可以接觸到,而非律師之間的解讀遊戲及偏離常人的理解,因此「代理人」的意思,應該就是代理人。鄒續指,法律應不常變動及讓所針對的對象能夠理解,而非降為一個「由當權者操控、具無限彈性的工具」。【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申請人為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答辯方為律政司。

代表鄧岳君及徐漢光的資深大律師戴啟思陳詞指,所提出的上訴問題均涉廣泛而重大的公眾利益,至於就有關在刑事審訊中就通知書合法性提出間接挑戰(collateral challenge),戴啟思認為尤其是國安法強調要有效率迅速地作檢控,認為涉及通知書的法律爭議複雜,在審訊中處理會較與審訊分開處理的司法覆核聆訊處理較好。戴啟思另為鄧岳君及徐漢光申請保釋等候上訴。

控罪所涉元素 影響公民社會與人權

鄒幸彤沒有律師代表、自行陳詞指,控罪所涉的《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有迫切性需要知道該控罪的元素,令一般市民可因應控罪元素而不作相關行為,強調此事影響公民社會及人權,市民有權知悉。鄒幸彤指,回答了有何控罪元素後,自然會引伸甚麼是「外國代理人」的問題出現,惟控方沒有理會此問題。

鄒幸彤指,法官黎婉姬的判詞第41段,錯誤地分析控罪元素,如果沒有識別出所有控罪元素,則不能穩妥地爭辯「外國代理人」及「間接挑戰」的議題;又指黎官在判詞中以結果去考慮控方需證明的事項,會出現不連貫及自我矛盾的問題。

黎官在判詞第41段指出《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的控罪元素,應解讀為:

  • 要求提供資料通知書表面上是否有效(valid on its face)
  • 通知書是否恰當地派送予3名上訴人
  • 3名上訴人是支聯會的幹事或管理或協助管理支聯會的人
  • 3名上訴人沒有行使盡職調查責任去遵從通知書指示,而並非因為一些超出他們能控制的情況而沒有遵從

鄒幸彤續指,控罪《實施細則》附表5第3(3)條開首是「如某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屬一個組織」,其後第3(3)(b)再指「如該代理人沒有遵從」通知的規定,則該組織幹事及人士即屬犯罪。鄒指,從中可識別出控罪元素,包括「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和「一個組織」,以及「如該代理人沒有遵從」當中的「代理人」,惟在黎官的判詞中,都沒有將上述元素包括在控罪元素內,是省略了關鍵的控罪元素。

「代理人」就只是代理人 指控方繞避立法原意屬荒謬

鄒幸彤稱,控方非常強調,如果要求控方證明被要求交資料的組織或人士是「外國代理人」,是屬荒謬,不過正正相反,真正的荒謬是控方拒絕接受「代理人」的意思就只是代理人、繞避立法原意;荒謬在於用法律中粗暴(strong-arm)的字眼去令警方可濫用權力,有權力去無視實際情況地指稱任何人作外國代理人;荒謬在於懲罰不是外國代理人的人、堅持自己不是外國代理人。

鄒幸彤又指,法例應該有顯淺的解讀,讓所有市民都可以接觸到,而非律師之間的解讀遊戲及偏離常人的理解,因此「代理人」的意思,應該就是代理人。鄒續指,法律應不常變動及讓所針對的對象能夠理解,而非降為一個「由當權者操控、具無限彈性的工具」。

律政司一方的代表、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則表示採納書面陳詞,沒有補充;但反對鄧岳君及徐漢光的保釋申請。據了解,律政司一方認為,上訴人的問題均無合理可爭辯之處,就是否屬「廣泛而重大的公眾利益」則沒有陳詞。

法官黎婉姬聽畢陳詞後,即時宣判拒絕批出上訴至終院的證明書。黎官指,要批出上訴問題,必須符合涉及「廣泛而重大的公眾利益」以及「具合理可爭辯之處」。就關於能否在刑事審訊中提出間接挑戰的問題,黎官指因終院已有判例,黎官認為問題不涉及廣泛而重大的公眾利益;至於其他提出的上訴的法律問題,已在審訊及上訴時已提出,認為沒有合理可爭辯之處。黎官另拒絕鄧岳君及徐漢光的保釋等候上訴申請,2人須續服刑。


上訴方在庭上提出的問題:

鄒幸彤提出,包括《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的控罪元素是甚麼、控罪元素是否需要包括涉案組織需是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以及要求提供資料通知書的合法性是否屬控罪元素,並可在審訊中作為辯解來挑戰。

鄧岳君及徐漢光提出,包括:
1)當以《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第3(3)(b)條檢控時,控方是否需要證明有關要求提供資料的通知書,有送遞予附表5所定義的外國或台灣代理人;

2)及3)當決定能否在刑事審訊中就通知書合法性提出間接挑戰(collateral challenge)時,終審法院在鄒幸彤就2021年六四前夕煽惑市民參加六四晚會,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成的判詞中(FACC9/2023)(編按:終院常任法官李義裁定,若被告人與接收行政命令的人並非同一人,即使被告人沒有就命令提出司法覆核,亦不能剝削被告人在刑事審訊中挑戰命令的合法性的機會),是否適用於所有情況,還是需視乎涉案控罪法例的字眼含意?辯方可否在審訊中挑戰提供資料通知書的合法性,作為辯解。

4)要求提供資料通知書是否在要求提供「文件」之上,進一步要求提交「資訊(information)」?

5)按《實施細則》附表5使用外國或台灣代理人的個人資料時,是否獲豁免遵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6)提供資料通知書是否可以要求提供《港區國安法》實施前或《實施細則》附表5立法前已經存在的資料?

【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法院:高等法院原訟庭
法官:法官黎婉姬
控罪: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
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

法律代表
律政司: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
上訴方:資深大律師戴啟思、大律師黃俊嘉
案件編號:HCMA99/2023、WKCC36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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