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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拒交資料案|副主席鄒幸彤等3人裁定罪成 國安法官:作為「外國代理人」不屬罪行 須探究支聯會與海外組織聯繫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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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副主席鄒幸彤等3人裁定罪成

已解散的支聯會 2021年拒絕按警務處國安處 要求,提交包括2014年起的活動資料、與多個組織的通訊紀錄、自成立起的成員資料等。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及另外4名常委,被控「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違反《香港國安法 第43條實施細則》,前常委梁錦威及陳多偉早前已先後認罪,鄒幸彤、前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則否認控罪受審。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泉今(4日)裁定3人罪成,案件押後至下周六(11日)判刑,鄧岳君及徐漢光續准保釋。

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裁決指,考慮及經分析各項因素後,裁定涉案通知書於送達當刻具合法性,本案並不存在任何理據以致法庭須行使酌情權將其否決;各被告人有責任對該通知書作出回應;各被告人均毫無意圖亦從來沒有提交任何資料。

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被控於2021年9月8日,作為支聯會在香港的幹事或在香港管理或協助管理該組織的人士,並已獲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 送達通知,而沒有遵從根據該通知的規定。

羅官在裁決理由書中指,《實施細則》附表5的目的,是用作預防及調查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基礎是要真誠相信當時已有的資料是真確、分析是信實的,以及警務處處長在決定發要求提交資料通知書時是根據當時掌握的資訊。

控方證人、負責調查支聯會的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在作供時因有機會披露已獲「公眾利益豁免權」的資料,而拒絕回答部份範疇的問題,包括拒絕確認有關與支聯會有金錢往來的其他受查組織身份。羅官指, 由於洪毅負責整個與支聯會有關的調查,是較適合評估潛在洩漏資料的風險,因此認為洪毅拒絕回答是恰當的。羅官又認為,洪毅是真誠相信調查的資料是真實,以及就調查資料作出信實的分析。

《實施細則》不受司法挑戰 有「合理理由相信」是外國代理人作門檻合適

根據早前上訴庭在黎智英案的判詞,《港區國安法》是不容司法覆核挑戰;《港區國安法》第14條亦指明,國安委的決定也不受司法覆核挑戰。因此,《實施細則》亦同樣不容受任何司法挑戰。

羅官認為,《實施細則》附表1及附表7,列明要識別出「所針對的人」的身份,才可命令提交資料,惟本案涉及的附表5則沒有相關要識別出外國代理人身份的標準,警務處處長決定採取「有合理理由相信」作為門檻。羅官觀察到,識別外國代理人只是初步步驟;由於涉及多個組織和人物互動,採取嚴格標準識別出他們是不切實際;國家安全至為重要;現時沒有外國代理人的登記機制或列表等因素。

羅官認為,以要有「合理理由相信」作門檻應用附表5,與附表1及附表7規定要有「合理理由懷疑」門檻比較,屬較寬鬆及稍低門檻,因此考慮到性質、目的、必要性及要在「措施與權利」之間取得平衡,難以批評採取「合理理由相信」作為附表5 的門檻是有問題。

外國代理人是「新概念」 現存沒有登記機制
支聯會與多個海外組織有聯繫 有必要探究他們的交往

羅官又指,作為外國代理人不屬罪行,本案只處理沒有遵從通知規定的事項,就著支聯會的背景、政府目的、多年來與本地及海外組織的聯繫,認為足以令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羅官指,一個專業的調查機構必定會有他們自己的判斷及策略,以應對不同情況的需要。調查及分析資料是常用手法,是次調查用的策略與平時不一樣,除非是明顯屬荒謬,否則不應被質疑是不合理。

羅官指,外國代理人在香港是「新概念」,沒有相關案例,作為外國代理人不屬罪行,現存沒有外國代理人的登記機制,「一切需由零開始 (everything has to start from zero)」,由於有些代理人會隱藏,因此有必要有全面的審查。羅官指,支聯會自1989年成立,已不間斷地從事主要是關於六四事件的政治活動,與多個海外組織及人士常有聯繫,因此有必要要探究他們的交往、聯繫、金錢來往及資產,以找出支聯會的聯繫及最終目的。

要求提交的資料並非釣魚式操作 以附表5要求提交 做法溫和

羅官認為,本案涉及所要求提交的資料並非「粗略及釣魚式的操作(a broad-brush fishing exercise)」,而是有指定的時期及性質要求,認為警方已採取「有節制及自我約束 (abstemious and self-restrained」的取態。羅官稱,看不到被要求提交的資料有超越《實施細則》附表5的範疇。雖然要求提交的資料涉及一些《港區國安法》 實施前的資料,但此案的要求提交資料通知書是在實施後發出,以及國家安全涉及一連串的行為,而不是只局限於某一個時間點,因此不接納辯方有關沒有追朔力的爭議。

羅官在判詞指,附表5 目的是要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認為辯方要求警方先索取支聯會的年報和小冊子,其後才向目標組織核實有關資料的做法,是不切實際,再次指出附表5 的措施已較附表1 (有關申搜查令搜查) 及附表7 (律政司單方面向高院申請提交物料令) 的做法溫和。

辯方甚至無提交較易取得的資料 打壓指控不成立

辯方在審訊中指,由於人手及資源有限,要處理提供大量資料有困難,認為有關要求是打壓支聯會。羅官指,表面上看,是要求支聯會在14日內提交大量資料,但通知書中有提供聯絡方法,必要時可以尋求一些輔助,惟被告在舉行記者會及公開信均清晰表示,拒絕提交相關資料,而最終亦沒有提交任何資料。羅官認為,大部份要求的資料都不是非常久遠,只是至2014年,而部份資料是支聯會須因稅務問題保存,而被告亦沒有實際行為嘗試取得該些資料或提供一些較易取得的資料,因此不接納辯方稱提交該些資料有困難的說法,亦認為辯方聲稱要求交出涉案資料是「打壓 (oppression)」的指控沒有理據。

羅官指,衡量國家安全對公眾利益的重要性,以及警方的要求是「有節制」及合理的做法,而支聯會與其他相同理念的組織有緊密聯繫互動,認為整體審視庭上的證據後,現時的警方做法已取得平衡。

考慮及經分析各項因素後,羅官裁定,涉案通知書於送達當刻具合法性,本案並不存在任何理據以致法庭須行使酌情權將其否決;各被告人有責任對該通知書作出回應;各被告人均毫無意圖亦從來沒有提交任何資料,裁定各被告人罪成。

鄒幸彤離開法庭前向公眾席揮手,並稱「終於見到大家個下巴」,公眾席多人亦有揮手回應。另外,今日有兩名歐盟代表到庭聽審。

法院:西九龍裁判法院
法官: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泉
被告: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
控罪: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
案件編號:WKCC363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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