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鄒幸彤今（21日）被裁定罪成。
判詞分析鄒幸彤的證供，指從其作供表現可見，她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極強敵意，至於鄒於六四集會的大會宣言指稱「結束一黨專政」是要求「政黨輪替」，法庭裁定明顯違反《憲法》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又指鄒「其實是想要終結《憲法》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
判詞續指，鄒明白「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有觸犯《國安法》風險，但「她仍然堅持自己的理念，走政治抗爭的路線，沒有絲毫退讓」，不但把自己「豁出去」，也鼓勵其他港人汲取內地抗爭多年累積的經驗，堅持抗爭，「縱使她相信這種抗爭會使他們面對長期監禁的風險」。
至於鄒傳召的辯方證人，包括1989年六四在北京採訪的《星島日報》前記者蔡淑芳，判詞稱，六四事件對蔡的影響依然存在，但「本案並非政治審訊」，蔡對六四的觀感或理解，對解決本案爭議事項無幫助，非本庭需處理的議題。【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鄒自小參加六四晚會 是支聯會影響力「活生生例子」
判詞分析鄒幸彤的證供，接納她加入支聯會的原因，包括自小隨母親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感受現場氣氛及接收訊息，法庭認為鄒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顯示支聯會的言論和活動對參與者可能帶來的影響。
判詞稱，鄒大學畢業後在支聯會任職半年，其後成為義工，2014年當選常委，2015年底成為副主席，直至2021年支聯會解散為止。
就「結束一黨專政」，鄒確認對她及支聯會而言，既是對現況的判斷，亦是行動方向，她不爭議「一黨」意指「中國共產黨」，但指綱領意思是「結束當權者不受法律限制的非法狀態」，更指真正有能力和正在顛覆國家政權的是中共，從來不是支聯會。
判詞質疑，鄒刻意迴避和曲解《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的意思，亦故意曲解人大在《憲法》第62條第一段說明的職權，「矮化人大為中國共產黨的『橡皮圖章』，藉此強化她所堅持的『主權在民』的立場」。
法庭又認為，鄒作供時表現出「對中國共產黨懷有極強的敵意」，從她指稱自己及支聯會無權無勢，不可直接將中共「繩之於法」，可見一斑。
鄒鼓吹政黨輪替 違反憲法的「中共領導多黨合作制」
判詞亦指，鄒在案發時段、不同場合發言時針對中共的態度，與其作供表現一致，判詞舉例指，在2018六四集會上，鄒幸彤及何俊仁一同站在台上，何形容中國政府為「屠殺人民嘅劊子手」、「殘暴不仁嘅政權必然覆沒，絕不會千秋永續」；鄒則在大會宣言中指：「『結束一黨專政』說的是甚麼？不就是要求政黨輪替，將權力還給人民，真正的民主。」
法庭認為，即使加入鄒和李卓人所指「不排除中國共產黨在政黨輪替下可成為執政黨的可能」，鄒鼓吹的「政黨輪替」，亦絕不是《憲法》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制」，她心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是要以「政黨輪替」來取代2018年《憲法》第一條清楚訂明的「根本制度」，上述大會宣言無疑事先得到常委會同意，亦屬支聯會的立場，可見「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並非要求中共按「多黨合作制」方式、根據《憲法》就「根本制度」的規定來領導國家。
法庭又相信，鄒是衝着2018年《憲法》第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根本制度」而發表上述言論，她表明支聯會不接受《憲法》對「結束一黨專政」綱領的限制，更斷言「結束一黨專政」會帶來嚴峻後果，包括身陷牢獄。
判詞稱，不論是支聯會所支持的《零八憲章》，抑或鄒就「結束一黨專政」所提及的「政黨輪替」，鄒都是在提倡「政黨輪替」，法庭不接納她所稱，「結束一黨專政」不是要「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裁定鄒提及的「政黨輪替」明顯違反《憲法》確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法庭又確信，鄒明白她所說的「政黨輪替」與《憲法》第一條相悖，兩者不能共存，「她其實是想要終結《憲法》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領導地位」，而在《國安法》實施後，她就「政黨輪替」的立場沒有改變。
就何謂「結束一黨專政」 鄒的立場較李卓人「更激進」
判詞指，鄒同意「結束一黨專政」是要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政治制度，通俗而言，可理解為「改朝換代」（regime change），而她不會沿用《憲法》中的「根本制度」此字眼。另一方面，就《憲法》中與支聯會理想不符之處，鄒認為可透過修憲解決。
法庭認為，就何謂「結束一黨專政」，鄒與李卓人的證供無重大分別，只是鄒的立場比李「更為激進而已」。
至於鄒被問及，《國安法》生效後，支聯會是否仍保持修憲的希望，鄒回答「希望永遠存在，只是拉長了達成的時間線，變得更困難、更遙遠和更不可能」，但支聯會仍要追求「這看似不可能的百分之零點一的機會」。法庭指出，《國安法》生效後，鄒必然相信透過修憲達致「結束一黨專政」是遙不可及。
判詞另提到，案中證據顯示，鄒雖知道有抗爭者因《國安法》被捕，卻仍然呼籲中港兩地要「一起抗爭」、「打破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明顯無視《國安法》的制約。
判詞續指，證據顯示鄒明白「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有觸犯《國安法》的風險，「但是她仍然堅持自己的理念，走政治抗爭的路線，沒有絲毫退讓」，她亦蓄意將當時香港社運抗爭活動和支聯會五大綱領相提並論。
判詞稱，雖然鄒否認想鼓勵他人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行動，但證據顯示「她不但把自己『豁出去』，也鼓勵其他港人汲取內地抗爭多年累積的經驗，堅持抗爭，縱使她相信這種抗爭會使他們面對長期監禁的風險」。
不採納前記者證人供詞 指其六四經歷和評價非法庭處理議題
至於鄒幸彤曾傳召的3名證人，包括1989年六四在北京採訪的《星島日報》前記者蔡淑芳、前支聯會常委關振邦，以及曾參與六四燭光晚會及遊行的市民岑麗芳。
判詞稱，從蔡淑芳庭上作供表現可見，「發生於1989年的六四事件對她的影響依然存在」，法庭認為，蔡對六四事件的觀感或理解、她為六四事件撰寫的文章和收集的材料，對解決本案爭議事項並無幫助，「因為本案並非政治審訊，本庭所考慮的不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優劣、六四事件等議題」，因此，蔡談及1989年六四事件時在北京的經歷、她對六四事件的評價，非本庭需處理的議題。
判詞續指，關振邦曾任支聯會常委，但案發時段已不是常委，他以義工、支聯會成員團體代表身分參與活動。法庭接納關所指，支聯會於2018及2019年順利舉辦六四集會，支聯會與警方各司其職，相安無事，但上述不可能令各被告認為，他們在案發時作出有關「結束一黨專政」的言論和活動，並不涉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此外，判詞指，岑麗芳多年來長期參與支聯會舉辦的六四集會及遊行，她作為活動的支持者，她對支聯會五大綱領的看法，不能代表其他接收到類似訊息的人。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控罪詳情指稱，被告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即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特別是第一條和序言）），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法院：高等法院
法官：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黎婉姫、陳仲衡
被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控罪：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法律代表
辯方：鄒幸彤自行代表；李卓人、何俊仁由大律師沈士文、大律師梁麗幗、大律師胡栢昌、大律師劉樂遥代表；支聯會由資深大律師林芷瑩代表
控方：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案件編號：HCCC15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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