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及前副主席鄒幸彤今（21日）被裁定罪成，鄒聞判時面帶微笑，李離庭時則高舉大心手勢，向旁聽席鞠躬及雙手合十，案件押後至下周五（28日）求情。
3名法官頒下判詞，拒絕接納李及鄒的證供，認為《中國憲法》確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不存在西方式政黨輪替的可能性」。法庭亦裁定，「結束一黨專政」是「結束中共領導地位」，李、鄒與何俊仁一直對中共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懷有敵意，蓄意將發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與「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挑起敵意，侵蝕公眾對中共的信心。
判詞指，《國安法》實施後，各被告明白綱領抵觸《憲法》，並非真誠相信其言行無違反《國安法》，「只是拒絕臨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抗爭立場堅守到底」。雖然支聯會一直無鼓吹暴力，但被告在《國安法》後堅持綱領，意圖鼓勵支持者「伺機而動」，以不合法手段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
法庭亦考慮了支聯會網站、「六四紀念館」等，認為支聯會將「六四」與「反送中」結合，欲將綱領「植入」支持者腦海，試圖吸引本地抗爭者壯大其陣營。【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法院早上9時起陸續讓旁聽人士進入，包括鄒幸彤母親、李卓人妻子鄧燕娥、支聯會前常委劉家儀及關振邦；「47人案」刑滿獲釋的職工盟前主席吳敏兒及社民連前副主席岑子杰；社民連前主席陳寶瑩、前成員曾健成「阿牛」、牙醫李盈姿、前區議員陳劍琴、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等，多國領事亦派員到庭旁聽。
裁定被告罪成後休庭 鄒聞判微笑李卓人雙手擺大心
正庭內的公眾席坐無虛席，大部分旁聽人士戴上口罩。李卓人今身穿藍色風褸，步出被告欄時面帶笑容，向旁聽人士揮手；鄒幸彤則手執文件，明顯消瘦不少。
甫開庭，法官李運騰表示已準備長206頁的判詞，但不會全文讀出，裁定3名被告罪成後，隨即休庭約半小時。鄒聞判時面帶微笑，休庭後，李卓人以雙手擺出大心手勢，並向旁聽人士鞠躬及雙手合十。
再開庭後，李官將案件押後至下周五（28日）早上10時求情，又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期設兩級制，情節嚴重判監5至10年，情節較輕判監5年以下，就案件如何分類，「期望辯方喺呢方面特別協助我哋」。
強調非因政治觀點受審 不會比較他國憲法與政制
高院頒下的判詞指，本案核心議題為支聯會的行動綱領「結束一黨專政」，強調「被告並非因其政治觀點或信念受審」，本案不涉關於民主、六四事件或對國家的批評的議題，法庭不會比較國家和他國的憲法及政治制度，只會單純考慮與本案相關的法律和證據。
控方指稱，被告在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以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一）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控罪基石在於，全國人大於2018年修憲，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國家的憲制及根本制度的一部分。控方認為，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違反《憲法》，且屬《國安法》第22條所指的「其他非法手段」，各被告意圖煽動他人以違憲方式行事。
憲法部分條文直接適用香港 公民同樣有責任遵守
判詞指，《憲法》及《基本法》共同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雖然不是整部都在港實施，但部分條文直接適用於香港，包括：
《憲法》第一條：「中國共產黨領導」是《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
《憲法》第三十三條：中國公民有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基於《國安法》第22條罪行元素，法庭須參照《憲法》相關條文，才知何謂「根本制度」。
另外，上訴庭在「47人案」中已裁定何謂「非法手段」，本案的判詞指法庭認為「其他非法手段」包括任何違反《憲法》規定的、目的是為推翻或破壞「根本制度」的行為，無論行為是否涉及使用暴力、威脅使用暴力或其他刑事罪行。
至於鄒幸彤力陳《憲法》規範的是公權力，違憲只能針對掌握公權力的人和機構，不能針對普通市民。判詞反駁指，規範公權力是《憲法》重要目的之一，但不代表公民無責任遵守憲法，裁定違憲行為可構成《國安法》第22條所指的「其他非法手段」。
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行使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
判詞指，根據《憲法》的序言及第一條，「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根本制度」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參加」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顯而易見，中共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是現行《憲法》所確立和保證的，「並不存在西方式政黨輪替的可能性」。
因此，在現行《憲法》下，「推翻」或「破壞」中共領導地位，便等同於《國安法》第22條所指的「推翻」或「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
在審訊時，李卓人及鄒幸彤不同意「中共領導」是「根本制度」一部分，指「根本制度」應是「主權在民」。法庭對此表示「不完全同意」，指《憲法》第一條作為整部《憲法》首項條文，有奠基性意義，地位不容忽視。此外，「主權在民」只是一個抽象的理念，而非具體制度，《憲法》第二條提及「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亦提到具體落實方式，即「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各級的人民代表大會」。
法庭稱，沒忽略《憲法》中保障中國公民對國家機關提出批評或建議的權利，然而，《憲法》同時規定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等。
判詞指，全國人大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2018年運用人民所賦予的權力修憲，法庭必須接受現行《憲法》版本合法有效，「中共領導」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中國公民不論其政治理念為何，都有尊重和遵守《憲法》和法律的義務，這是法治的基本原則」，任何改變現行體制的嘗試，均須在《憲法》和法律所容許之下進行。
民主專政與控罪無關 光州事件全斗煥案例無助本案
至於鄒在結案陳詞形容中共執政為「不合法」或「違憲的政權」，法庭完全拒絕其說法，正如《憲法》序言所指，「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和廣大的民意基礎」。
判詞重申，本案不是比較「西方式民主制度」和「中國式社會主義制度」孰優孰劣，亦不是鄒所指為任何政黨或政權「保駕護航」，更不涉政治考慮，判詞指「民主」和「專政」等議題，與本案控罪毫無關聯，不容許任何人藉本案宣揚政治理念。
法庭亦不認同國家現行政治體制和法治之間存在本質性矛盾，至於鄒引用韓國執政者、前總統全斗煥依法鎮壓「光州事件」而受審及被定罪的例子，判詞稱「本庭不了解韓國的相關法律，該國也不是實行普通法制的國家」，案例無助本案。
指蓄意結合六四與反送中 吸引本地抗爭者壯大陣營
判詞分析李卓人及鄒幸彤的證供（見另稿），亦考慮了支聯會工作報告、《港支聯通訊》、網站、YouTube、Facebook、推特、實體及網上「六四紀念館」等。
就網站內容，法庭認為與罪行最相關的是兩個展覽，分別題為「共命運 同抗爭 『八九民運與香港』」、「走在抗極權最前線─從『八九六四』到『反送中』」。
判詞指，支聯會嘗試將「六四事件」與香港當時的社會氣氛結合，「試圖糾集或吸引本地抗爭者加入和壯大其陣營的一個實例」。眾所周知，「反送中」事件不僅限於批評政府，更涉及大量非法抗爭行為，支聯會把「六四」和「反送中」結合，顯示它不僅想將「結束一黨專政」作為理念「植入」支持者腦海，更鼓勵他們付諸實行。
法庭又認為，「六四紀念館」可長期以固定地點讓公眾參觀，從而接觸「結束一黨專政」相關資訊，當中宣傳物品印有「結束一黨專政」字眼，除希望傳揚此綱領，部分物品是香港社運示威抗爭行動常見的「香港/加油」異體字，法庭相信，支聯會希望以社運抗爭為題材的宣傳品，「糾集或吸引本地社運抗爭者加入和壯大其陣營」。
支聯會支持非暴力手段 視《零八憲章》為修憲運動
至於支聯會Facebook及推特內容，法庭同意控方所指，可加強舉辦實體活動的傳播效果。其中一則在《國安法》實施後發布的帖文，提到支聯會堅持五大綱領，「抗衡一黨專政，保存六四記憶，並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然而面對着日益嚴峻的風險，我們亦必須有應對策略，作好長期抗爭的準備」，可見支聯會預期部分支持者會將「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付諸實行，會採用非暴力、但可能觸犯《國安法》的「非法手段」。
此外，支聯會公開表明堅持「結束一黨專政」主張，顯然不會為尋求和中央政府溝通的機會，而放棄一直所走的抗爭路線，法庭因而拒絕接納，支聯會拒絕與中央溝通下，常委們是真誠希望透過推動修憲來實現「結束一黨專政」目標。
針對何俊仁曾代表支聯會發表文章，就如何「結束一黨專政」提出3個途徑，其一為「民間社會和平抗爭，迫使執政者不斷改革，達致民主轉型」，何形容此為「艱巨而持久的非暴力抗爭」，又指「在和平抗爭的過程中，當然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人權以至生命的代價，而換取社會以至領導者的覺醒」，法庭相信這亦是支聯會的立場，即希望並預見部分支聯會支持者會把「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付諸行動。
判詞指，李卓人指稱支聯會只是「支援角色」，不是指導中國人民提倡修憲，法庭認為，這顯示即使國內缺乏他們口中的「公民社會」，支聯會仍會支持由內地人民提出有關「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如《零八憲章》運動。雖然本案不涉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的考慮，但撇除修憲，「任何意圖終結中共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的手段，都是違憲和非法」。
雖然李稱《零八憲章》運動可被視為「修憲運動」，亦指支聯會支持非暴力手段，但修憲只是被告支持達致「結束一黨專政」的手段之一，並非唯一手段，再者，支聯會所有活動「明顯不是為推動修憲」，自《零八憲章》失敗之後，被告不可能相信會有發自國內的修憲運動，從而達到「結束一黨專政」目標。
「結束」非自然結束 帶有「推翻」和「破壞」之意
判詞指，考慮所有證據後，可毫無疑問地裁定，支聯會五大綱領中的「結束一黨專政」是針對中國共產黨，其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歸《憲法》下的多黨合作制，而是要結束它在《憲法》下的領導地位，包括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領導地位。「結束一黨專政」中的「結束」，明顯並非指「自然結束」，而是帶有「推翻」和「破壞」之意，「這是支聯會的常委們所明暸的」。
法庭又裁定，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一直以個人及支聯會常委身分，積極鼓吹和執行與「結束一黨專政」綱領相關的活動，對象主要為香港境內人士，包括參與活動或瀏覽支聯會網站的人士。一般合理的人尤其在港生活者，接收到「結束一黨專政」訊息時，必然理解綱領目標是為「結束中共領導」，定必理解各被告是在鼓勵他人將綱領付諸行動。
被告非真誠相信沒違國安法 只是拒絕臨崖勒馬
判詞更指，3人一直對中共及其領導的中央政府懷有敵意，堅持對中央政府進行抗爭、絕不妥協的路線，3人並不相信在他們所營造的敵意氛圍下，能有與中央政府和平對話的可能性。基於有國內抗爭者因《零八憲章》運動而身陷囹圄，亦因3人相信支聯會沒有與中央政府和平溝通的可能性，法庭因而裁定，3人並不相信透過修憲以達致「結束一黨專政」的手段是實際可行，「這也不是他們在控罪期間所尋求的」。
判詞續指，在《國安法》實施後，3人相信及明白「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會抵觸《憲法》，他們並非真誠地相信其言行沒有違反《國安法》，「只是拒絕臨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支聯會的抗爭立場堅守到底」。
法庭強調，無忽略李及鄒沒就如何付諸實行「結束一黨專政」，提出任何具體執行方法或時間表，但兩人連同何俊仁，於《國安法》實施後仍不斷鼓吹傳揚「結束一黨專政」，蓄意將發生在30多年前的六四事件與「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藉此挑起受眾對中共的敵意，侵蝕及破壞公眾對中共的信心。
雖然李及鄒否認煽動他人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行動，惟法庭認為兩人不單把自己「豁出去」，亦鼓勵港人學習內地抗爭者的經驗和榜樣，堅持抗爭；兩人試圖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使他人對中共失去信任，達到破壞「根本制度」之目的。
有意圖鼓勵支持者伺機而動 以不合法手段付諸實行
法庭又裁定，縱使支聯會一直無採用或鼓吹暴力、威脅使用暴力的手段，但自《國安法》實施後，3人堅持「結束一黨專政」綱領，不理會綱領違反2018年修正的《憲法》，因此屬「顛覆國家政權罪」中的「其他非法手段」。
此外，3人有意圖鼓勵支聯會的支持者「伺機而動」，以不合法手段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縱然他們相信及預期他人的抗爭行為未必涉及暴力，也會觸犯《國安法》或帶來長期監禁的風險，即使3人知悉言行或已超越合法表達自由範圍，「也毫不理會」。
法庭裁定，3人均意圖及相信，若受眾按照其唆使行事，後者會使用非法手段，即違反《憲法》和《國安法》的手段，並且是以顛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為目的，因此裁定李及鄒觸犯受禁行為（一），即推翻、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並具相關造意。
至於推翻「中央政權機關」，法庭認為要分開獨立考慮，並裁定控方未能提供足夠證據證明此受禁行為。
3人屬支聯會「主導意志」 常委會抉定具約束力
判詞稱，3人在案發時是支聯會常委，常委必然出任支聯會董事。證供顯示，如有爭議，常委會將以投票方式處理，法庭接受常委會的決定具決定性和約束力。
案發時，3人以支聯會常委身分發布有關「結束一黨專政」的言論和參與活動，各人均以支聯會的「主導意志」行事，根據「歸責原則」，將3人已被確定與控罪相關的違法意圖和行為，視為支聯會的意圖和行為，故裁定支聯會罪成。
本案4名被告依次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控罪詳情指稱，被告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即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特別是第一條和序言）），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支聯會國安案報道結集】
法院：高等法院
法官：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黎婉姫、陳仲衡
被告：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何俊仁、鄒幸彤
控罪：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
法律代表
辯方：鄒幸彤自行代表；李卓人、何俊仁由大律師沈士文、大律師梁麗幗、大律師胡栢昌、大律師劉樂遥代表；支聯會由資深大律師林芷瑩代表
控方：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高級檢控官吳加悅
案件編號：HCCC15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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